临近中秋节,我去看望退休在家的老王局长。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灰白稀疏,直直地坐在沙发上,挺拔的腰背与沙发背隔着一拳。他的精气神似乎不错,独坐在客厅之中,任凭室外秋雨吹窗,看我进去自然地显出笑意,如一张古朴的宣纸晕染出跃动的华彩。
虽然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但他竟然还记得我姓什么,甚至准确说出我老家的地名。我又惊又喜,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10年前。这是一名博闻强记的老公安,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他坐在那儿像坐在曾经的办公室、案件现场。他主动说起当前公安的发展情况,以及一长串熟悉或不熟悉的民警名字,而我就像一名刚入职的新警,恭敬地坐在对面。
谈兴一起,他便开始忽视我的回应,自顾自地讲起那些陈年往事。当然,我也喜欢听。
“……唐家洼发生过一起杀人案,案发现场位于果园的小房子里,案发时间是深夜,当时还下着小雨……嫌疑人大致确定了,但其家人提供的不在场证据比较充分,其他涉案证据也找不到,侦查工作不得不停下来。我带着侦查员再次去了嫌疑人家,问其家人:‘昨晚上下雨,你们一起摸黑回来,没摔着?’其家人警惕性降低,说:‘打手电回来的,没事。’我要来手电,仔细检查,发现了血迹。后来去市里化验,证明是死者的……”
“……还有这样一起杀人案。刑警队去现场很及时,现场几乎没什么破坏。死者躺在自家院里,周边明显有打斗痕迹,各种农具乱七八糟摆了一地。法医说,死者的致命伤是脑后被锐器击中造成的。然而现场所有铁质农具都被我们拿走检验过,我看着都不像,后来我跟一个侦查员检查草垛、猪圈,发现了一个给马车系绳索的木制绞具,那种一头大一头小的。我让侦查员悄悄装在袋子里,叮嘱他别吱声……后来经走访,确定是邻里纠纷引起的,而嫌疑人当时就在我们勘查现场看热闹呢……”
“……现在破案技术很厉害。我们那时没有啥,多是靠脑子、靠经验。经验不单是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也很重要哩。有一起强奸杀人案,经过现场研判,确定是同村人作案。范围不大,但线索极少。我反复勘查,发现亲戚送给死者的天津大麻花少了,但不像是被人拿走的。我根据现场掉落的芝麻判断,应该是被嫌疑人事后吃掉了……本地蘸有芝麻的食物、点心几乎没有,而且在当时,大麻花又挺珍贵……我让侦查员去检查所有人家的茅坑,果然有收获。因为芝麻不好消化……”
这些案例离我太远,像永远找不到的一本旧书。我曾整理过一段时间的县公安志,里面的案例极少,更不要说这些尘封的一线细节,而里面对于老王局长的记载也不多,仅在历任领导干部中有一条:王克才,1986年12月至1992年12月任副局长,1992年至1998年12月任局长。我是2009年进入公安系统的,他提到的一些老同志,我也认识,有的还在一起工作过,但现在大多退休了。对于时光的冷静,不知道应该埋怨,还是应该感激,因为这些故事听起来既陌生又熟悉,像一团水汽笼在头顶久久不散。
按年龄推算,老王局长入职时间早,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件,见证了新中国迈入新世纪、新时代。我问他,是否见过第一代公安民警。老王局长笑着说:“当然见过。咱们县公安局建立较早,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地址就在火神庙那儿,我退休的时候还在那儿呢。我刚上班时,许多老同志还没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跟你们更不一样。他们是纯粹的革命者,而后来的都是建设者、保卫者。小刘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复兴是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实现的。”
谈话过程中,老王局长一口水没喝,始终保持姿势不变,只是一直用两只手掌摩挲着膝盖,未曾停过。他跟我说:“我们警察为啥叫人民公安?因为做警察首先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都要把人民放在前面。其次,做警察要正直,先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红心、有公心、有良心,才能公正公平地执法办事。最后,一定要讲纪律,组织要求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去做、全力去做……”
我郑重地点头。此刻,天空转晴了,晚霞乍现,如旗帜般鲜艳的颜色抹红了他身后的明窗。
临走前,我随口问:“您平时都干些什么?”
“不多动了,只能看看电视。”
“现在的电视节目挺丰富的。”
“我只看新闻,别的不看。”
“怪不得您这么了解现在的工作形势。”
“干了一辈子公安,没干够啊。”
“那您这膝盖是不是干公安留的伤?”
“不是。我从没受过伤,这是去年摔的,老了。”
我站起来,并示意老王局长不用起身。
老王局长从左右各摸出一根拐杖,说:“我还能走,而且是四条腿呢。”说完,他哈哈一笑,弓腰起身,像一匹久经战场的老马。
老骥虽老,仍思千里。因为警徽灿灿,从未老去。
(作者单位:河北省涿鹿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