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墨沿革

编者按   40年栉风沐雨，40年风华正茂。自1984年10月5日创刊以来，《人民公安报》始终坚持把“政治家办报”的要求贯穿到各个环节，在宣传导向、内容上体现大局、服务大局、融入大局，不断创新进步。

创办之初，《人民公安报》每周一期，四开四版，自1985年1月开始，交由邮局订阅，限国内发行；没有部室设置，统称编辑部，下分新闻、业务、政工、副刊4个小组，分别负责4个版面；铅字印刷，稿件发排后先打条样，二校后再拼版，点校后付印……

筚路蓝缕，行而不辍。

随着时代发展，《人民公安报》从四开四版到对开八版，从周报到日报，采编队伍日益发展壮大，报道手段不断创新，采编工作流程得到优化重塑。目前，报纸除了纸质版，还有电子报、微信公众号等多种传播媒介，报纸刊载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全国报刊中形成了鲜明特色。

创刊40周年之际，人民公安报特别邀请3位见证报纸成长和发展的编辑记者，回忆报纸创刊以来的工作经历和感受，以此敬岁月、敬往事，更期许这份报纸的美好未来！

《人民公安报》创刊时的那些事

我是1983年7月从国际政治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也是凑巧，近日居然翻出了当年的报到证，备注上写着“83·8·24”报到，报到地点是当年公安部南大楼一层的政治部干部处，分配单位是公安部政研室。政研室把我和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邹涛一起安排到了《人民公安》杂志社。

部里要求应届毕业生分批到基层公安机关锻炼，我就报名去了，先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预审科，后又到了朝阳门派出所，前后近一年的时间。

1984年8月，我锻炼结束回来，《人民公安报》已经开始试刊。据介绍，为了加强和促进公安工作的发展进步，公安部党委决定在《人民公安》杂志的基础上创办《人民公安报》，并与《人民公安》杂志一同划归部政治部领导。从当年6月1日出版第一期试刊，到9月12日，共试刊7期，均为四开四版，京安印刷厂铅字印刷。报头采用毛体字拼剪而成，报头下还注有“内部报纸·注意保存”的字样。

报纸初创时的负责人孙仲毅是位老革命，经常穿一身老警服，戴眼镜。他的文字功底扎实深厚，遣词造句严谨细致。1978年，孙仲毅主持了《人民公安》的复刊工作；1984年，又接受了负责筹备创办《人民公安报》的任务。

1984年10月5日，《人民公安报》正式创刊，每周一期，四开四版。自1985年1月开始，交由邮局订阅，限国内发行。

创办之初，没有部室设置，统称编辑部，下分新闻、业务、政工、副刊4个小组，分别负责4个版面。多数同志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也没有办过报纸，版式设计就自己摸索，从资料室借来一摞报纸学习借鉴。为了美化版面，还不时约请秦友友和群众出版社的美编画幅插图。一篇稿件放在版面的什么位置、是否破栏走文，也是斟酌再三。那时京安印刷厂还是铅字印刷，稿件发排后先打条样，二校后再拼版，点校后付印。每次付印，编辑或集中乘车、或分头骑自行车，到位于木樨地的京安印刷厂车间。如果稿件字数没数准，拼版时调起来就会很麻烦，差得不多时增减几个铅条即可，差得多时可就耽误时间了，要重新拣字，着急时一不小心，拣好的铅字打翻了还得重来，遇到生僻字更要临时铸。印刷厂对报纸印刷工作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两位责任心强、业务能力过硬、经验丰富的师傅负责报纸的点红付印工作。

随着报纸的改版、增期和人员的不断增加，开始设立各个编辑部门，最初有新闻、政治生活、法律、副刊等部门。

为了比较准确地记录当年的人和事，我特意翻看了保留下来的几份剪报。在创刊后出版的第三期报纸上，刊发了我采编的四篇小稿，其中一版记录了武警战士赵春生勇排险情光荣负伤的事迹，二版刊登了采访女排队员郎平的父亲郎家骅的新闻。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连续获得世界杯、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冠军，女排的拼搏精神鼓舞着改革开放之初各行各业的人们。当我获悉郎平的父亲曾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便顺着这一线索找到了郎家骅，采写了这篇稿件。

我印象中第一次出京采访是1984年10月到吉林省吉林市，采访对象是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陈鸽的父母。1984年2月28日晚，陈鸽和战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抓捕一名杀人犯罪嫌疑人时，为了保卫乘客的安全，只身扑向拉响手榴弹的歹徒而壮烈牺牲。

1985年11月，我到昆明采访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我请示胡之光副部长到文山等地基层所队去采访。当时，边境地区的形势依然紧张，胡部长同意我去，并叮嘱一定注意安全，还特意让有关同志打了电话。到了麻栗坡后，县公安局的同志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并派了治安科的一位民警带着一支冲锋枪陪着我。前去边防派出所采访时，民警坚决不让我走在前面，说是山上布了很多地雷，只有排过雷、插上小红旗的地方才可以走。

20世纪80年代末，报社和部边防局共同组织了一次“边防纪行”的采访活动，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到边防一线，亲身体验边防官兵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新疆边防是张延琴和我去采访的，前后近一个月，从乌鲁木齐飞到南疆、北疆，来到红其拉甫、吐尔尕特口岸和大黄水泉、托浪岗、吉根等边防派出所。我们既感慨祖国疆域的辽阔，也领略到什么叫艰苦。记得从木垒边防大队出发前往大黄水泉边防派出所时，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212吉普车，除了冲锋枪外，车上还放了两个西瓜。枪是用来防狼的，西瓜则是路上找不到水源时解渴用的。原本计划天黑前到达派出所，无奈车子出发没多久就“罢工”了，只好等着修车，等着等着天就黑了，那情景正如当时报道中写的，“当夜幕降临，戈壁沙漠一反它的温柔，猛地露出狰狞的面孔，狂风大作，鬼怪般的啸声，令人惊骇。鹅卵石大的石块扑打着车身，吉普车就像海涛中的小船，颠簸摇晃”。这段路程一共187公里，我们走了11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是饥肠辘辘。派出所民警拿出几个平时舍不得吃的西红柿，做了一锅揪面片，用一个大搪瓷盆端给我们。我们将面片盛到碗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着吃着，碗里发现苍蝇了，谁也不说话，把苍蝇夹出来扔到地上继续吃。

30多年前的往事，很难记得完全准确。但退休在家的我，每每想起报纸创刊前后的那段岁月，虽然条件差点儿、生活苦点儿，但人们之间以工作为重，关系简单、彼此关爱，令人留恋、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