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秋十月,《人民公安报》迎来40岁生日。40年来,一辈辈《人民公安报》记者,用双脚踏遍山河,用笔尖和镜头记录一个个平凡与不平凡的故事,定格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他们聚焦忠诚为民的公安民警,书写职责与坚守,也书写大爱和奉献。他们带着理想和使命,始终奔走在通往新闻现场的路上。
大火突袭、“洪魔”肆虐、强震爆发……广大公安民警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奔赴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人民公安报》记者始终与“逆行者”同行,为“逆行者”而歌。创刊40周年之际,本报特别邀请4位亲历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救灾、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2020年武汉抗疫的记者,讲述他们的逆行故事。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触,再次回顾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现场,感受灾难面前那令人敬仰的精神与力量。
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救灾
1987年5月7日,一场始料不及的森林大火突袭了中国最北的县城——黑龙江漠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接到采访任务的《人民公安报》记者孙福会当天匆匆赶往漠河。历时20多天的采访中,他经历了寒夜“抱团取暖”、火场“饮树止渴”、被大火围困等难忘时刻,也带回了《大火中的人民警察》《火火火——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纪实》等一篇篇精品力作。
逃出火海,4位记者合影留念,后排左一为本报记者孙福会。刘朱婴 摄
大兴安岭的火场记忆
记者的职业让我们走了不少路、去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采访了不少大案。也许大多数采访会被慢慢淡忘,但总会有几段经历让人终生记忆,伴随并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记忆最深的一次采访是在37年前。当时我23岁,到报社工作不足2年。
1987年5月7日,一场始料不及的森林大火突袭了中国最北的县城——黑龙江漠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森林大火持续了20多天才最终被扑灭,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火灾发生后,我接到报社的采访任务,当天即赶往漠河。出发时,我穿了一套橄榄绿的警服、警用棉大衣,背了一个摄影包、一部相机和几个黑白胶卷,匆匆飞往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到漠河还有上千公里路程,几乎等同于哈尔滨到北京的距离。我们几个北京来的记者决定搭乘货运列车连夜赶往漠河。
到了漠河,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树木,黑色的;土地,黑色的;河水,也是黑色的。漠河,在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大火中成了一片废墟,只有西林吉镇中心幸存的几栋楼房在向人们表示:这里曾是一个城镇。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是从5月17日开始的。晚上,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郑勇、刘朱婴,《经济日报》记者隋明梅一起,我们四人准备和扑火部队一起上山。夜里很冷,我们每人紧紧裹着大衣,和部队的战士一起,围着一堆堆篝火等待天亮。一夜未眠,没吃没喝。部队的给养有限,谁也不好意思和人家要点干粮和水。
天一亮,我们开始随部队上山。一路并没有见到山火,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在山顶附近发现了山火。扑火过程中,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原来随着风向的改变,火势在蔓延,我们大部队被围困在火中。如果中午之后风力增大,我们所处的位置将全部被火吞没。
等待命令的时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我静静地做着撤退的准备,将拍过的胶卷、采访本、剩下的钱逐一装进警服的上下口袋,将袋扣扣紧。不得以时,会扔掉相机、大衣,轻装突围。
大约一点左右,突围的命令来了。部队的战士手持风力灭火机在前面压住火势,其他人挥舞手中的各种灭火工具,一路往山下冲。我们几个记者没有灭火工具,就挥舞着随身携带的毛巾,边跑边抽打着身边随时可能再起的火焰。
也记不清多长时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后,我们跑到山下安全地带。一路磕磕绊绊,我脚上穿的皮鞋前面半截已经还原成皮子原有的颜色。
突破了险境,这才感到疲惫不堪,饥渴难耐。我们已经24小时没吃没喝了。有位记者从灭火部队借来了砍刀,砍下了一块白桦树皮。砍过的地方渗出汁液,我想都没想就过去吸了起来。就像事后一位记者说得那样:“如果当时给我一瓶液体,我决不会问是什么。”这一刻被《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刘朱婴抓拍下来,这张照片和通讯刊发在《中国报刊报》一版上。后来,路边出现了一个小水沟。我们想都没想,蹲在沟边,一捧一捧地大喝起来。
那一次采访历时20多天,没有换过衣服,除了皮鞋磨白了一半,警服的上半截也变成了暗黑色。
因为发稿不便,当时很多内容没有写出来。回到北京后,编辑部希望能把这次采访全面记录下来。我拿了两本稿纸,一口气写完,直接交了作业。随后,《火火火——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纪实》在报纸上连载刊登。
(孙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