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钵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从省城警院毕业加入C城警队已经有三年多了。

　　今天虽说是周六，我也没闲着。连往常最喜欢撸的英短灰猫也被我冷落在楼道的角落里，只听到它独自喵喵地叫着，叫声无比哀怨，好像一个弃女。

　　昨天接待一批外地文学采风团，有位作家同行小姐姐特别认真，估计是处女座的，她在微信上问了我好多问题。上午我写了满满的好几张纸拍给她，下午参加所里的巡逻，中饭拖到下午三点多才吃上。晚上还要临时抱佛脚复习，因为明天要去N城参加司考。我是“二进宫”，去年差3分，希望今年能pass。

　　哦，忘记介绍了，我叫小罗，L村的片警。我这人就是忘性大，做事老是丢三落四的，所以工作三年记了十多本笔记本，算是对坏记性的一个补救吧。

　　翻着过去的笔记《小屁警私房记》，打开记忆的闸门，我先暂且把司考放一放，和大伙儿讲讲我和师父的故事。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师父在成为我师父之前，我和他已经见过面。那是在2017年夏天的新警培训课堂，班主任说有个老师要给我们讲三个小时的课。也就是说一个戴眼镜的看起来有点像乡村老教师的老头儿要独霸课堂，还是在人最困乏的午后，有一种在大学时下午连上四节哲学课的感觉。

　　师父一开口，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半普通话半方言，并不粗犷，但绝不打官腔，讲到情深处，不免结巴两下。根据自己一年见习、一年实习的经验判断，这个老男人在基层绝对是吃得开干得实的人才。师父讲的是案件回访制度，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半节课下来，感觉有点意思，虽然没有直接的膜拜之意，但引起我的好奇心，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第二次见到师父是在一个多月之后的K所。K所辖区山清水秀，盛产杨梅，边上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和上千年的越窑青瓷有些关系，而且离我家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政治处把我这个九零后的小后生分配在这儿，我自然是欢喜的，但是我有点失落感，因为我没当上刑警。K所刑侦组已经满员，我的梦想就是做大侦探福尔摩斯，当警察就要当刑警，这个念头在我入警院时就已经播下种子了。

　　周一，皮肤黝黑的教导员叮嘱了几句，其余是期盼的话，我听进了一句：“你先跟着你师父，学习一下责任区工作。”对警察而言，服从是天职，我虽然有抵触情绪，但没敢多言。第一天没见到师父，直到第二天所里开早会，我一眼就看到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老警察，那不是给我上过课的老头儿吗？没想到他就是我师父老励，我心里像有一匹烈马在狂奔。

　　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师父算是真正认识了。写工作札记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以前见习、实习时也拜过师父，但没有这次认真。一部分原因是局里有个传统：专门针对新警与老民警有拜师传教的要求，并且有非常隆重的传帮带仪式（签字画押）；还有一部分原因：在我眼里，师父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我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我俩有一种“臭味相投”、惺惺相惜的味道。

　　师父十多年前就出书了，在认识我之前，已经是八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经常到各地给人讲课，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像老师。师父在公安已经有38个年头儿，当片警也是多年，村里的人一提起师父，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发起创建的“老励工作室”，远近闻名，连省里领导也来参观。他的乡音广播栏目，用方言解决了许多普通话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防疫宣传，让村民不要扎堆聚集，方言特别有效。提起师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和师父下村子时间多了，村口的那些中华田园犬每次看到我们都会摇头摆尾，用它们独特的语言表示欢迎。

　　记得我刚当片警那会儿，还老惦记着做刑警那档事。师父没少对我进行心理建设，他说：“无论当刑警，还是当片警，都是为人民服务，只要用心去做，片警照样可以闯出一片新天地。”我有点迷茫地点点头。师父不仅是我的师父，而且是我哥们儿。我常常因为工作忙有好几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我老父亲就会打电话给师父，师父总是替我解围：“小罗爸爸，你一百个放心好了。小罗和我在一起呢，他工作很努力，绝对不会学坏的。”

　　有一天，有一件事，彻底扭转了我对我工作的看法。那是2018年的一个春天，我在大堂值班，师父去党校讲课了。突然我接到一个警情：东工业区建筑工地有人要跳楼。讲真心话，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警情，以往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心里是有点亢奋的，但人快到现场时，感觉却有点发虚，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河里，乱扑腾。我连忙给所领导电话汇报，也给师父拨通了手机。

　　现场很乱，不只是因为是个建筑工地，杂物一堆，更因为围观的群众很多，议论纷纷。我的内心也像长满了杂草，乱纷纷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手心也冒汗了。好在七楼上那个他，情绪还算稳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拉好警戒线，领导也来现场指挥。数分钟后，情况起了变化。跳楼者突然站了起来，我看到他把一只打着石膏的左脚伸出护栏。我们这时如果大声呼叫对他来说更像是催命符。眼看惨剧就要发生了！我的心随着他的脚提到了嗓子眼儿。也正在这个危急时刻，师父赶到了！

　　“我是派出所老励。你的事，我一定会给你处理好的。”这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仿佛认识师父，他犹豫了下，坐在楼顶。师父一边喊话，一边越过警戒线，到了楼底，说：“你听话不要动，我上来了。”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是一座还没拆护手架的七层高楼，楼梯也刚建好，布满脚手架，师父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却噌噌地跨上去了，比任何时候步伐都矫健。当我和队员爬上七楼时，师父已经拉住了跳楼人的手。“把他扶下去吧。”就这样，师父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在这次突发的警情中转忧为喜。

　　事后，我问师父：“师父，我们和跳楼者都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来了不少人。你一个人不用五分钟就搞定了，太神奇了，用了啥解药啊？”师父说：“关键是我的三句话，第一句‘我是老励’，当事人一般情况下相信老年人的话；第二句‘你的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当事人跳楼的起因就是因为工伤医疗费无希望得到解决；第三句‘你听话不要动，我上来了’，‘听话’二字是长辈对自己孩子说的，渗透了亲情的分量。”当遇到警务危机时，最关键的就是与当事人建立感情，提高相互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从理论上讲，“三句话”是信息发送到信息接收的传递过程，也是《交流沟通》中的沟通概念。

　　懂群众心理，用群众语言，让群众信任，“跳楼事件”就是师父用知行合一的做法，给我生动地上了一堂做群众工作的实战课。我当时参加工作已经一年了，发现要向师父学习的地方还真多。

　　慢慢地，我可以独当一面了。去年冬天，一个村里的包工头因为劳资纠纷在青瓷博物馆门口堆满石头，当时刚开展，有不少外地客人，报警人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焦急。我接到警情，了解事情缘由后，马上和博物馆负责人对接沟通，帮助包工头要到了十多万工程款，石头也搬走了，得到博物馆的谅解，事情得到平息。看着围观群众散去，博物馆门口恢复平静，我有一种成就感。那就是在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前提下，通过走访了解，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问题的症结，有效化解矛盾，用智慧和勇气赢得民心，我又一次理解到师父说的新天地的意义。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热情温暖民心，用汗水收获民意”，这是师父常和我说的话，我一边做，一边慢慢体会。虽然不可能像师父这样有口皆碑、熠熠发光。我觉得这几年，我的变化也很大。我原来人比较内向，不爱开口说话，一说话脸就红。刚到所没多久，还出过洋相。记得有一次去宾馆抓卖淫嫖娼，我负责给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卖淫女做笔录，作为一个还没谈过恋爱的童男子，实在是难煞我了。除了被询问人的基本信息问完以后，后面的细节问题，我真是羞于启齿，后来是所里一个同事老张给我解了围，现在我是轻车熟路了。

　　随着师父去年退休，成为“老励工作室”第二代掌门人和上林讲团主要成员，我接过师父手中的旗帜，走村串巷宣传反诈，帮助梅农解决困难，给孩子们上安全教育课，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用自己的努力进取，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对了，这几年，我还会自己做饭，因为下责任区，老是赶不上正常的吃饭点，所以只能自己做点蛋炒饭、肉丝面条等简单的吃食了。

　　“沟通与交流，协作与共赢”，这是师父上了多年的课，使我获益匪浅。片警虽然每天都是和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交道，但是社会平安的大气候就是在这化解一起起小矛盾的过程中，慢慢形成良性循环啊。现在村里人都以吵架为耻，文明蔚然成风。沟通和交流无处不在，整合社会资源，做好网络化服务体系真是一篇大文章。人生是一座大课堂，责任区是一亩三分田，我想我会像师父这样种出最棒的庄稼，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师父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一个特别淡泊名利的人，他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当过领导。他说和他的一次经历有关。他23岁时，算命先生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当官会遭小人陷害，赚钱会负债累累，当个普通人就好。后来他知道是他母亲故意和算命先生“串通”好，在他面前慷慨陈词，母亲可谓用心良苦。师父一直记得他母亲的爱，做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普通人，现在已经退休的他成为脱下警服的“公安老娘舅”，做了我们鸿雁志愿大队的“蓝马甲”，依旧和我一起并肩战斗着。

　　我想：普通人的成功就是做好成功的普通人吧，为社会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在师父手中接过的最重要的衣钵。

　　哦，麦糕特，一讲起师父，我就滔滔不绝，忘记了时间，我赶紧啃书去了，老天保佑，我能过司法考试。

（作者系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