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人民性角度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领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成果
◆ 社会治理共同体可分为三个主体圈层,依次递进、有机交融、相辅相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远之计,也是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固本之策。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与本质要求,将公安工作置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局中来谋划,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出公安贡献。
深刻领会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元共治体系,各地逐渐形成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生动局面。比如浙江等地基于“最多跑一地”理念,建立了县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通过集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组织、行业专家、律师学者、乡贤等一系列社会力量,构建起以“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为主要内容的“五调联动”工作体系,建立了由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牵头、条块结合、多方参与的联合调处制度。
坚持依法治理,强化法治保障,强调法治方式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软法”治理范式,促进国家法律刚性规范与软性条款的共生互补,不断健全“软硬”并济的法律规范体系。公安机关创新柔性执法模式,对治安、禁毒、交管等日常业务优先运用提醒、责令改正等方式,不断完善刚柔并重的执法体系。同样,非正式制度也发挥着引导与约束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基层全覆盖。
坚持源头治理,统筹前端、中端、末端全过程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创新诉讼与非诉并行体系,把大量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把大多数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通过深化治安调解、治安风险隐患大排查、“警格化”管理、警情跟踪回访等工作,有效防范了矛盾激化和风险升级。
坚持综合治理,运用多种手段发挥叠加优势效应。近年来,我国在群众自治基础上,逐步增加法治、德治、智治,致力于“多治合一”,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举措。特别是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各地不断迭代升级“法治大脑”“公安大脑”“云上公安”,积极创新智慧警务应用场景,为综合治理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
共同体是指个体、组织等基于相似的价值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社会治理本身已经包含了多元共治的基本意蕴,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充分表达了我们党的更高目标和更高要求,即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大同愿景。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正在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加强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参与意愿、参与渠道、参与效能是当前的工作重点之一。要鼓励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全过程地参与社会治理目标规划,参与社会治理政策设计,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尤其是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效评估。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都是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人民性角度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领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成果。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正在不断快速实现的真实图景。十年来,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中国之治,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方法,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大力发展群防群治力量,基本实现了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成为纵深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
纵深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本质要求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强调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一些地方称之为“一核多元”的主体格局。从构成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社会治理共同体可分为三个主体圈层,依次递进、有机交融、相辅相成。
第一,党委政府是内核圈层。作为共同体的内核圈层,推进党委政府整体性治理是当前和今后的工作重点,必须不断健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工作专班、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等协同机制,必须持续完善“全科网格”、各类数字化工作平台等基层协同载体。公安机关要更加自觉地把公安工作置于党政工作的大局中来谋划,在更高的政治站位上建设更高水平的联勤、联防、联动警务工作机制。
第二,社会力量是中坚圈层。要在各级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整合属地的社会组织、志愿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发挥第三方优势,强化社会协同效应。公安、民政等部门要更加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当地社会组织熟悉本地风俗习惯、声望与人缘好等优势,鼓励围绕某一类平安服务、某一类矛盾纠纷调解做精做强,积极培育各种平安类社会组织。
第三,人民群众是主体圈层。前提在于凝聚共识,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在这一场14亿人民的集体治理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要通过完善与宣传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群众身边的非正式制度,引导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珍惜共同的价值规范,积极以主人翁精神参与群防群治;重点在于激励见义勇为,要完善见义勇为相关法律规范、补偿机制及社会救助体系,健全长效激励与保障机制。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