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后”退休民警夏秋芳：甘心做名“大头兵”

1958年，夏秋芳（左）和群众在一起。

　　讲述：夏秋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退休民警）

　　整理：中国警察网记者唐娜、通讯员刘艺

　　我1937年出生在北京大兴的农村，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一直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19岁时我本来考上了长途电话局的机务员岗位，那时也正赶上公安学校招生，当时的旧宫派出所所长，我们小辈都叫他“李叔”，因为经常下乡工作，跟我家很熟，他得知我要报考电话局的事后，就到我家动员，说还是上公安学校好，毕业工作能惩恶扬善。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就这样考入了公安学校。

　　经过一年的学习，1957年我被分配到了海淀分局沙窝派出所，也就是现在的万寿路派出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当我穿上白上衣蓝裤子的警服时，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

　　当时女民警少，所里让我负责内勤工作。最初，别看我警服穿得挺精神，业务上却摸不到门道，学校里学的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远远不够用，但是我干劲儿十足，跟着有经验的老民警努力学习。从报户口到各种表格卡片的填写，再到熟悉管界内人员构成等等，我在实践中边学习边积累。两年过去，我从一开始的两眼一抹黑，成了派出所里有经验的“老同志”。

　　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大钟寺派出所、中关村派出所和分局秘书科、预审科等地轮换岗位。1975年至1978年，还在中关村派出所当过不到3年的所长。

　　那时候北京的人员结构相对简单，没有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但工作条件很艰苦，一个派出所能有两辆自行车就不错了，出现场要把携带的工具放在三轮车上一路骑过去；户籍信息的登记、录入和修改也不像现在用电脑就可以完成，需要民警挨家挨户走访，手工填写。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所有的户籍信息都要更新完善，并按照新的管理方式重新填写，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把一张张“底票”铺满了桌子，半宿半宿地修改核对，孩子上托儿所都没时间接。说起来我们那个年代民警的功底还是很扎实的，派出所里所有的工作流程，我到现在还烂熟于心。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很多时候我们开展工作就靠一双脚，那才叫“移动办公”。当时中关村派出所辖区内的一些科研单位，距离派出所较远，而科研人员流动性大，地址信息更改频繁，家属来派出所更改信息很不方便。于是我就带上户口专用章，每周上门为科研人员办理地址变更。随着工作需求的增加，后来由一周一次变为一周两次。很多科研人员的家属见了我都亲切地叫我“小夏”，没有称呼所长的。能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我付出再多也值得，和谐的警民关系就是这样在一点一滴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

　　1992年10月，我从分局秘书科退休。从警36年，我当过内勤、所长、预审员，从没想过当英雄，组织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甘心做一名扎扎实实工作的“大头兵”。

　　虽然已经退休，我还是十分关注新时代的公安工作。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说明党中央和国家对公安工作的重视，更是对我们几代公安人所作出的贡献的认可。我也感到很光荣！